乐动注册,乐动(中国)孔子文化研究院的前身为孔子研究所，人们习惯称之为孔子所。

1984年7月，我在本校历史系本科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一年前成立的孔子所工作。时任所长为《齐鲁学刊》主编刘蔚华老师，副所长由历史系教授李启谦老师和骆承烈老师担任。也就是说，三位所领导都是兼任。专职人员只有历史系77级留校的杨佐仁等两位老师，我是第三位。半年之后，也就是1985年初我即赴上海参加由教育部（当时叫国家教委）主办、复旦大学中文系承办的“全国高校古籍整理讲习班”，为期一年。1990年9月，重返复旦园，在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这样满打满算，我在孔子所只待了6年时间。如果扣除在上海进修的那一年，只有5年。时间虽然不算长，却是我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正是在这片学术家园里，我蹒跚学步，虽难掩笨拙稚嫩，然亦弥足自珍。适逢孔子文化研究院成立40周年庆典，故略述数端以贺之。

一、校书

入职孔子所之后，我接受的第一个科研任务，是点校整理清人孙星衍的《孔子集语》。据骆承烈老师交代，这是山东省古籍整理项目。作为初出茅庐的新手，我顿感责任重大，暗下决心一定要高质量地完成这项任务。

《孔子集语校补》书影

然而，整理《孔子集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和一般古籍不同，《孔子集语》为集腋成裘之作，所有文字都来自其他典籍，这就需要就所引典籍原书的不同版本进行校雠。这些典籍极其庞杂，正如严可均《孔子集语序》所说：“群经传注、祕纬、诸史、诸子以及唐宋人类书，巨篇只句毕登，无所去取。”不仅如此，其中许多典籍难以查找。可以想见，这项工作之浩繁与困难！为此，我跑遍了诸如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山东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等许多著名图书馆。记得在复旦进修期间，经常到教室阅览室查阅古籍，有位姓徐的女老师则不厌其烦地为我搬来搬去。一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她，心中仍然充满着感激之情。

当然，收获也是超出预料的。在此之前，虽然我也学习过诸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等方面的知识，但那毕竟是纸上谈兵，只有在实际运用的时候才能真正掌握。可以说，整理《孔子集语》的过程为我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我经常对学生们说，提高古籍阅读能力最笨也是最有效的方式，是点校一部古书。这是用汗水换来的经验。

更为重要的是，这项工作迫使我重新审查《论语》之外早期文献中保存的大量有关孔子言行的记载。

众所周知，在疑古思潮的支配下，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这些记载大抵出自后人的假托，不能作为研究孔子的信史，而人们所公认的孔子言行录，只有一部《论语》。更有甚者，朱维铮教授提出《论语》一书到了汉代景武之际才结集成书，所谓原始结集一事子虚乌有，也就是说《论语》的可靠性也值得怀疑。

然而，我在整理《孔子集语》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其所辑录的部分史料和《论语》的记载是可以互相印证、相互补充的，如果我们承认《论语》是可靠的，就必须承认《论语》之外的部分孔子言行录也是不容置疑的。由此，我对《论语》以及《论语》之外典籍中有关孔子言行的记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发现《论语》确为先秦旧籍，是孔门弟子对“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加以论撰整理、辑录而成的，出自孔子再传弟子之手。由于孔子弟子众多，当时存在若干不同的《论语》。也就是说，《论语》的原始形态是许多种不同的笔记本子，或者说是许多种不同的书，而不是一部书，也不是同一本书的不同传本。这些文字，后来我称之为“《论语》类文献”，它们正是各种早期典籍中孔子言行录的重要来源，其价值应与今本《论语》不相上下，都是研究孔子的相当可靠的史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王家咀战国楚墓竹简等战国竹简中含有大量不见于今本《论语》的《论语》类文献，完全印证了这种推断。

《孔子集语》卷十五为《遗谶》，收录了汉代谶纬书中的有关记载。对我来说，这部分的文字极其晦涩难懂，只好致函谶纬学专家钟肇鹏先生。当时钟先生已经六十开外，但他并没有拒绝一位来自地方院校青年学者的求助，认真审校了这部分文稿，让我铭感不已。

钟肇鹏（1925-2014），哲学史家，文献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研究室主任、学术委员、研究员，

中华孔子学会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

《孔子集语》的点校整理工作完成于1987年，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到1998年才以《孔子集语校补》为题由齐鲁书社出版。当时只印了一千册，现在已经很难见到。尽管如此，此书还是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李泽厚先生曾表示，他常用这本书。李零先生也向我提到，他最初是通过这本书才知道我的。

好在以此书为基础重新整理的《孔子集语校注（附补录）》被中华书局纳入《新编诸子集成续编》于2017年出版。同年，由我在孙书的基础上编撰的《子曰全集》亦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后话。

二、属文

点校整理《孔子集语》是命题作文，并非自愿选择，而我最大的兴趣在于理论问题。

本科时期，我就酷爱旧学，尤其儒家经典。为了学好经典，还特别到中文系旁听了古代汉语课。不过，这些都算是业余爱好，不能计入成绩。在本系正式课程中，尤爱郭克煜老师的中国历史文选。这门课一共开了三个学期，其中两个学期我的成绩都是名列全班第一。除此之外，我最感兴趣的课就是刘蔚华老师夫人杨年老师的心理学和陈信泰老师的教育学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很自然地就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了，本科毕业论文《孔子的情感理论和情感教育思想》就是明证。此文后来刊于《东岳论丛》1986年第3期，指导老师正是陈信泰老师。

陈信泰（1927年生），教育学家，曾任乐动注册,乐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乐动注册,乐动(中国)学术委员会及学位委员会委员，

山东省教育学会副会长、理事长。

沿着这个思路，我到孔子所之后写的第一篇论文便是《孔子的思维结构及其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或许由于过去有一定的积累，此文我只花了一周时间就完成了，随后刊于《齐鲁学刊》1986年第3期。此文责任编辑王钧林老师告诉我，是全文照发，一个字也没改。

令我意外的是，不久之后在《求索》1987年第4期和《新华文摘》上读到《红旗》杂志社（《求是》杂志前身）周溯源先生的《近年来关于孔子研究的新进展》，我这篇小文赫然在列！周先生的综述共分为四个部分，其中前三部分的标题分别为《对孔子及孔子思想总的评价》《关于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问题》《孔子的政治思想》，介绍了诸如匡亚明、张岱年、严北溟、蔡尚思、陈景磐、任继愈、苏渊雷、庞朴等名家的观点。第四部分的标题则与拙作题目一字不差，并且只介绍了拙作一篇的观点。这让我倍受鼓舞，极大地增强了从事学术研究的信心！

以上两文几乎同时刊出，标志着我开始步入学术界。

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来临，一股文化热迅速席卷全国，作为一名时刻关心着民族前途和社会进步的青年学者，我自然不能置身事外。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主要是围绕着文化史、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等议题而展开的。与此不同，我对文化现象背后的东西更感兴趣。文化是如何产生的？我在刊于《哲学研究》1989年第4期的《从文化生成机制看中国文化的形成与演变》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说文化是人创造的，这只是笼统的说法。更确切地讲，应该认为文化是人脑功能的外化。我认为，所有文化，不管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是人脑功能的外化。人脑的主要功能是认识和思维，文化的产生就是这些功能外化的结果，或者说就是这些功能的具体实现。”

至于中西文化的不同，仍然受制于各自的思维方式：“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所以“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会进一步影响文化风格。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文字 思维 文化——一个中西比较的尝试》，《东岳论丛》1988年第3期）

既然思维如此重要，我的研究重点逐渐转移到大脑工作机理，并为此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涉及哲学、语言学、心理学、脑科学、神经生理学等学科，而1981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获得者罗杰·渥尔考特·斯佩里对大脑半球的研究曾给了我许多启发。结果问题越来越多，我的探索也一发不可收拾。竟为此投入了数年的时间和精力，写出了十几万字的论文。然而，由于这类论文很难发表，而对于这个领域我又不是科班出身，所以除了几篇刊于内部学术刊物《思维科学通讯》之外，正式发表的仅有《青岛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的《重新考察思维、认识、意识诸问题》一文。

那么，思维背后的东西是什么？或者说思维是把什么转化为文化的？那一定是一个客观的、潜在的世界。鉴于此，我勾勒了一幅粗略的草图，描绘出三个自上而下的世界，即自在世界、思维世界和文化世界。后来随着我对中西哲学的了解，意识到所谓自在世界就是本体，是形而上学所探讨的对象。这就是我的道哲学的雏形。

那几年，我经常请教本校头号心理学权威李国榕老师，但也时有争论。有一次我提出，抽象思维/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二分法有问题，形象思维不合逻辑吗？不是一种逻辑思维吗？写诗是不是用形象思维？这种思维不抽象吗？不是一种抽象思维吗？所以我主张用符号思维/语言思维来代替抽象思维/逻辑思维，以与形象思维相对应。但李老师大不以为然，说：“你连心理学最基本的概念都不懂，还研究什么心理学！”但他的批评并没有驱散我心中的疑云，也没有让我放弃自己的看法，反而让我更加坚信，越是常识，可能问题越大，给学术造成的误导也越深。

回望40年的学术生涯，基本上是在文献、文化、中国哲学史和哲学四个领域展开的，而我对这四个领域的研究，竟然都始于八十年代的孔子所。犹如一棵树，生根于孔子所，其后只是成长和开枝散叶的过程。

三、进修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讲习班”毕竟是教育部主办的，教师阵容特别强大，所开课程也堪称齐全：文字学，裘锡圭先生；音韵学，唐作藩先生；训诂学，许嘉璐先生；版本学，黄永年先生；文学要籍，葛兆光先生；历史要籍，刘乃和先生；哲学要籍，楼宇烈先生；班主任则是周祖谟先生。

当然，我特别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虽然这个班的期限只有一年，但学员们却受到了十分系统的训练，夯实了古籍基础。

然而，在这一年中，我最大的收获并不在于此，而是聆听各种各样的讲座。上海本来就有海派的底蕴，改革开放以后，日渐重现国际大都市的风貌，而复旦时任校长谢希德教授早年留学美国，思想开放，视野广阔，锐意革新，兼容并包……这一切造就了复旦园宽松自由的学术气氛——学术讲座轮番登场，各种思潮交相辉映，令人眼花缭乱。如实地说，我的思想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其情形不亚于刘姥姥进大观园，以至于朋友们说我变了，好像换了一个人。

结束复旦时光回到曲园，正碰上学校组织的全校研究生新年茶话会，在座的有校、系领导，全校研究生导师和全校研究生。不知谁喊了一句“郭沂刚刚从复旦归来，请他介绍一下复旦的情况”。我站起来劈头就说：“当我跨进曲阜师大的大门，感到历史好像倒退了一百年，乃至二百年……”话音未落，空气陡然紧张起来。只见程汉邦校长根本坐不住了，着急地说“郭沂说的不对”，然后心理学研究生孙思进（后改名孙时进）站起来大声反驳我。他说：“复旦的学生是一天24小时，我们也是一天24小时……”我立刻打断他：“是的，我们和他们都是一天24小时，但在这24小时里我们和他们干的事情不一样！例如我们的政治学习是读报纸，这是对待文盲的方式，但他们采用的是学术报告！”眼看孙思进招架不住了，教育系的其他研究生加入了战斗，而历史系的研究生则替我辩护，两军对垒，好不热闹。现在看来，我当时是多么幼稚、多么不通人情世故啊！但，我心真诚！那一年，我23岁。

这个年龄的我，特别喜欢赶时髦，除了穿喇叭裤、留长发之外，还在上海学会了“先生”这个词，用来表示对德高望重的老师的尊重。回曲园后，我便有样学样，见老师就称“先生”，也不管人家喜欢不喜欢，习惯不习惯。但李启谦老师立刻表露不快：“我是你的老师啊！你怎么称我‘先生’呢？”然而，“先生”这个曾经被贴上旧社会腐朽文化标签的称呼在沉寂了数十年之后，还是重新为全社会所接受。开风气之先的，当为八十年代中期的上海，然后我把它带到了曲园。

四、读研

本科的时候我就很用功，为的是考研。当时我读的是历史系，但爱好却在古汉语。转系不成，只好到中文系旁听。更有甚者，我固执地报了北大中文系音韵学专业研究生，导师是唐作藩教授。无奈当时的体制并不鼓励跨专业，除了政治和外语，所有考试科目全部是中文系的，对我很不利，所以名落孙山是没有悬念的。多亏在李毅夫等老师的极力推荐下，我有幸被分配到孔子所工作。

尽管如此，读研之梦并未了断，而本校历史系1985年文献学招生计划则帮我实现了这个梦想。这是历史系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招收文献学专业研究生，导师为郭克煜老师、李毅夫老师和骆承烈老师。在录取的八位同学中，除了武野春和金家诗远道而来之外，其他六位都是本系毕业生。其中梁方健、陈东和我分别为七八、七九和八零级毕业留校工作的，为在职研究生，杨朝明、修建军和张友臣则是八一级应届生。这一届研究生报到时间为1985年9月，但由于“全国高校古籍整理讲习班”尚未结束，所以我和一起参加这个班的陈东推迟了一个学期才正式开启研究生生活。加入这个群体后，我和陈东便被其他同学戏称为“上海帮”。
三位导师各有所长，郭老师的文字学、李老师的音韵学、骆老师的考古学，都极其精深，使我们受用无穷。

或许由于郭老师单独生活，加之他为人随和，爱徒如子，我们八位同学似乎和他更亲近一些。那段时间我们可以随时出入郭老师的家，到了饭点就一起做饭吃饭，一点儿也不见外。

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导师一样，郭老师的教学方式以聊天为主，在润物细无声中，打开学生的眼界，提升学生的水平。和郭老师的聊天是双向的，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我们会毫无顾忌地质疑甚至反驳他。至于交谈的内容，则海阔天空，无所不包。或许由于我比较容易接受新思潮，所以经常谈一些不合主流的想法，郭老师不但不以为意，反而听得津津有味。记得他评价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郭沂有思想！”

郭老师对每一位同学都非常关心。我的《孔子集语校补》完稿后，他不但仔细审阅全稿，还把稿子分给同学们，请他们帮助修改、校订。此书得以问世，郭老师和诸同门与有功焉！

郭老师不但传授书本上的知识，重视读万卷书，而且强调行万里路。1986年，在他的极力争取下，我们获得了800元游学经费。这年夏天，我们一行八位同学从曲阜出发，一路西下。首先到开封感受北宋遗韵，接着拜谒郑州黄河母亲、嵩山少林古寺、洛阳龙门石窟。华山险境感叹之余，探访西安周秦汉唐古风、宝鸡秦公一号大墓。接着南下，到达四川盆地，驻足成都杜甫草堂、乐山三江大佛。欣赏过峨眉风光之后，挥师东南，抵达山城重庆。然后乘船沿长江而下，领略三峡美景，漫游武汉三镇。至贵池，再次上岸，直奔黄山。在这里兵分两路，六位同学东进沪杭，而我和陈东两位沪杭老客则折回北上，经芜湖、南京，返回学校。整个过程途径十多省，耗时两月余，一路拜师访古，游山玩水，乐趣横生，收获满满，徒增一部西游记！

八十年代后半叶的曲园，学术气氛空前活跃，经常有著名学者莅临讲学，莘莘学子自然获益匪浅，我当然也很珍惜这些请益的机会。有一次，在李泽厚先生的讲座上，我曾和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李先生是八十年代的“精神导师”，影响了一代人，我也深受其赐，但这并不影响我以平等的态度和他切磋学术。若干年之后，我们成了社科院哲学所的同事，我仍然著文批评他。

李泽厚（1930-2021），哲学家、哲学史家、美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

1988年夏天，我们迎来了毕业季。由于本校没有学位授予权，只好在郭老师的带领下，赴华中师范大学参加硕士论文答辩，著名文献学家、中国文献学学会会长张舜徽教授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八位同学全部顺利获得该校硕士学位。我的论文题目是《孔子言行资料述评》。在答辩会上，答辩委员张三夕先生以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质疑我的《论语》类文献之说，好在我读过这本书，便巧妙地以同样的理论作回应，在这个严肃的场合引起一阵欢笑。

1988年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答辩会，前排左三为中国文献学学会会长张舜徽先生，左四为李毅夫老师，

右一为骆承烈老师，后排右三为作者。

五、交游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不在深，有龙则灵。”曲阜师大虽然地处偏狭，但却是卧虎藏龙之地，拥有一大批学植深厚的学者，而我的成长离不开他们的教育和栽培。除了三位硕士导师之外，在学术上对我影响最大的，当数刘蔚华老师。

刘蔚华（1934-2020），哲学史家，易学家，曾任乐动注册,乐动(中国)《齐鲁学刊》主编，孔子研究所所长，

山东社会科学院院长，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中国孔子基金会专职副会长。

如上所述，我1984年7月到孔子所工作，第二年2月赴上海进修，而刘老师在同年7月就调任山东社会科学院院长。也就是说，我和刘老师的同事关系只持续了半年的时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正是在这短短时间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刘老师没有给我上过一次课，但他对我的指导却胜似老师。他教我写文章，给我改稿子，引导我的方向，启发我的思路，耳提面命，谆谆教诲，言犹在耳。

久而久之，我的学术观点有时候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打上了刘老师的烙印。我在1999年4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的《从郭店竹简看先秦哲学发展脉络》一文中曾经提出，孔子思想有一个“下学而上达”的发展演变过程，这个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早年以“礼”为核心的教化思想、中年以“仁”为核心的内省思想和晚年以“易”为核心的形上学思想。前不久，王钧林老师在和我闲谈时无意中提到，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刘老师就在《孔子思想演变的特点》一文中提出了孔子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观点。拜读之下，我意识到刘老师的三阶段说虽然和我并不一样，但他从发展的眼光来分析孔子思想的演变堪称创见。可以想见，在交流的过程中，他的这个创见已经化作一粒种子深埋在我的大脑深处，直到生长出我自己的三阶段说。

离开孔子所后，刘老师仍然在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孔子集语校补》竣稿后，刘老师就欣然作序。书稿出版后，他又在序的基础上写了一篇题为《片言必采，考校亦精——读<孔子集语校补>》的书评刊于《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2期。记得八十年代后期我经常到济南玉函路山东社科院宿舍拜访刘老师，而他在九十年代中期为孔子基金会搬迁事宜频繁造访北京，几乎每次都会和我见面，有一次我还请他和薛华教授、李曦教授三位山西人来六道口的家中做客。在刘老师的推荐下，1999年我当选孔子基金会副秘书长，并和孔繁老师一起负责孔子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事宜。

由于在孔子所我最年轻，所以少不了承担跑腿打杂的工作。有一段时间著名书法家包备五老师挂靠孔子所，我经常往他家送书信邮件，每次都和他聊上一会。除了学问之外，他经常和我谈一些做人的道理，有时候也以书法作品相赠，我北京天通苑的客厅里一直挂着他的两幅字。

当时的曲园为大片农田所包围，像一座独立王国，但国土面积并不大，大约有六七百亩的样子，所以王国的居民们活动范围十分有限，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久而久之，全校教师差不多都相互认识，犹如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民风则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一样淳朴，学生可以随时到老师家里做客，老师也不用预约就到校长家串门。在全国高校中，恐怕这是独此一家的文化现象！

青年教师大多住在北操场东西两端的四座筒子楼里，形成了一个国中之国。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教学和科研指标，所以没有多少压力。大家白天工作，当夜幕降临，来自不同专业的年轻而单纯的灵魂们便常常聚在一起把酒言欢。当是时也，似乎人人海量，个个酒仙。三杯下肚，渐入佳境，大家无不豪情万丈，高谈阔论，指点江山，肆无忌惮，一醉方休。此情此景，羡煞魏晋名士！这不是玩物丧志，荒废学业吗？非也！正是在觥筹交错中碰撞出了思想的花火，琼浆玉液里沉淀出真理的本色。我的固定酒友主要有《齐鲁学刊》的王钧林、中文系的李新宇、政治系的权锡鉴等等，他们无不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在各自的领域大显身手。不过，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那种氛围酿造出来的深情厚谊，真挚而浓郁，深切而绵长，不是兄弟胜似兄弟。我时常想念他们，想念曲园，想念那个时代……

曲阜作为孔子故里，在儒学研究中占有独特的优势，八十年代几次重要的全国性和国际性儒学讨论会在这里召开，吸引了各地学者纷至沓来。借此良机，我不但领略了张岱年、杨向奎、金景芳、周谷城、匡亚明、蔡尚思、严北溟、陈景磐、毛礼锐、殷孟伦、冈田武彦、陈荣捷、狄百瑞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风采，也结识了辛冠洁、李泽厚、余敦康、汤一介、张立文、蒙培元、牟钟鉴、丁冠之、钱逊、马振铎、薛华、杜维明、成中英、陈鼓应先生等当时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而苏渊雷、匡亚明、严北溟、杨向奎、殷孟伦等先生当时写给我的墨宝一直珍藏至今。

孔子所1984年9月举办的“孔子教育思想学术讨论会”是我工作以后参加的第一次学术会议，我和一位同事负责到兖州火车站接站（当时曲阜还不通火车）。兰州大学的赵俪生先生出站后，是我接到的。先生身材高大，仪表威严。当我把赵先生领到接站处后，同事就开始看名单，然后抬起头来说：“名单里没有您的名字呀！”赵先生一愣：“没有？”同事回答：“没有。”赵先生不作任何解释，二话没说转身就返回车站购票离开了，留下我们倆在不知所措中凌乱……后来听说他并没有立即返回兰州，而是到他曾经工作过的山大看望老朋友了。都说赵先生脾气大，此言不虚！

赵俪生（1917-2007），历史学家，历任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教授，甘肃省史学会第一届副会长。

也是在这个会上，我曾持《孔子的情感理论和情感教育思想》一文请著名教育史专家张瑞璠先生指教。后来刘蔚华老师告诉我，他发现张瑞璠先生在会议休息时间仍在认真看论文，便关心地提醒了一下。张先生回答说：“我在看郭沂同志的论文。”这让我十分感动。

不过，我印象更深刻的是孔子所于1988年5月11-15日召开的“青年学者孔子·儒学·传统文化讨论会”，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以青年为主体的儒学讨论会。作为会议的主要筹备和组织者，在孔子所的支持下，我参与了会议的整个过程。会议开得非常热烈，连休息时间也没有放过。到了晚上，几位朋友意犹未尽，聚集在我狭小的宿舍里，继续切磋白天的问题。这已经是35年之前的事情了，当年的“青年学者”也不再年轻，但仍然活跃在学术界，如施炎平、蔡德贵、张富祥、朱汉民、苗润田、马勇、王钧林、周可真、颜炳罡、何俊、单世联等等。

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拜访名家。在复旦进修期间，自然不会放过前来授课的先生们，他们也很善待我这个毛头小伙。裘锡圭先生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前往告别，他把剩余的上海粮票全部送给我了。周祖谟先生回北京，是我送的站。当我把行李放到行李架上的时候，他感慨了一句：“还是个儿高好啊！”其实我的个儿一点儿不高，可能比清瘦的周先生略占优势吧。我到社科院哲学所工作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94年秋天，曾经给周先生打过一次电话，可惜他已经记不起我了。后来看到先生病逝于1995年1月，立刻明白当时他已在病中，身体想必已经很虚弱了。到北京工作前后，我曾登门拜访过楼宇烈先生、裘锡圭先生和葛兆光先生，其中楼先生欣然为我的博士论文撰写评阅书，裘先生则为拙著《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题写书名。据裘先生弟子沈培兄讲，这是裘先生平生第一次题写书名。葛先生曾在文中批评我的天下观，亦显坦诚之心。

裘锡圭（1935年生），古文字学家，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研究室主任，现为复旦文科杰出教授，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祖谟(1914-1995)，语言学家，文献学家，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等。

楼宇烈（1934年生），哲学史家，佛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宗教学会顾问。

葛兆光（1950年生），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现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

也是在上海期间，我还多次拜访蔡尚思先生和丰华瞻先生（丰子恺先生长子），更是严北溟先生家的常客。蔡先生住在复旦二宿舍的一座二层小楼里，客厅在楼上，应该是复旦最高级别的住宅了，可能还是他担任副校长时的待遇吧。他和我谈及他的家世、经历、生活习惯和读书生活等话题。当听到他通读《船山遗书》的情形时，我内心的感佩更是油然而生。他是一个爱憎分明、心直口快的严谨学者。有一次他下楼为我开门，转身看见楼梯上有一封信，他捡起来看了一眼信封，直接就扔到旁边的垃圾桶里了，大概他不喜欢这个人吧。丰先生也是我在曲阜认识的。他应外文系之邀前来讲学，参观三孔时，我担任导游。先生和蔼可亲，彬彬有礼，温文尔雅，一派绅士风度。他的客厅里挂满了乃父丰子恺先生的字画、画像和照片，散发着艺术的馨香。严先生家人口比较多，总是充满着家庭的欢乐。他们热情好客，常留我吃饭。严先生不但是著名学者，而且是一位卓越的书法家，他的封面题字为《孔子集语校补》增加了不少光彩。

蔡尚思（1905-2008），历史学家，曾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顾问。

丰华瞻（1924-2005），翻译家，丰子恺长子，曾任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上海外文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

图为丰子恺笔下的丰华瞻。

严北溟（1907-1990)，哲学史家，佛学家，曾任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上海市哲学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

1985年秋天，借到杭州访学之机，我前往被称为“一代词宗”的夏承焘先生府上讨教。先生和蔼可亲，总是面带微笑，虽精神矍铄，但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了。临别时，他还特别嘱咐我代他向刘乃昌先生问好，他们之间有师生之谊。但回曲园后，一直没有见到刘先生。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至少半年多吧，我终于在校园里碰见刘先生，便告诉他：“夏承焘先生向您问好！”他先是一怔：“是吗？”我以无可置疑的口吻说：“是啊！我是去年某时和他见面的。”只见他的面容平静下来，淡淡地又不无揶揄地回答我：“夏先生已经过世了。”原来夏先生已经于1986年5月遽归道山。我立刻感到尴尬不已，痛恨自己没有及时转达夏先生的问候。

夏承焘（1900-1986），中国现代词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曾任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教授，

中国科学院（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刘乃昌（1930—2015），词学家、宋代文学专家，曾任乐动注册,乐动(中国)、山东大学教授，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会长。

受李毅夫老师之托，1986年游学途经武汉的时候，我还前往武汉大学拜访他的老朋友、马一浮和熊十力先生的弟子吴林伯先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应同为熊十力弟子、时任曲阜师范学院院长高赞非先生的邀请，吴先生曾在本校中文系任教，担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和院务委员会委员。这次拜访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延请吴先生担任曲阜师大客座教授，后先生果其行。先生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虽不苟言笑，亦不失热情，还坚持留我在家中一起用餐。

吴林伯（1916-1998），《文心雕龙》研究专家，精于经学、诸子，曾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乐动注册,乐动(中国)客座教授。

六、惜别

八十年代的中国，交通远不发达，联络多有不便，更没有互联网的问世，这造成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

在复旦进修期间，我已经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到大城市去！而且要为此不惜一切代价！不仅仅为了自己，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报效祖国、服务社会！

在当时情况下，实现梦想的唯一途径是考博。1989年下半年，我开始谋划此事。先赴北大中关园教工宿舍拜访汤一介先生，得知第二年汤先生没有招生计划。那年北大中国哲学专业只有朱伯崑先生一人招生，研究方向是《周易》哲学，而当时我对《周易》还相当生疏，只好放弃。

汤一介（1927-2014），哲学史家，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化书院院长。

幸运的是，“严北溟”的大名出现在复旦的招生简章上！于是立即前往上海，当时严先生已经病重。得知来意，严公子严捷兄表示，父亲的情况并不影响博士生的招收，这项工作将由他的导师潘富恩先生负责。于是，在他的建议和陪同下，我前往复旦第十宿舍拜访潘先生。

1990年3月，严先生逝世。正如严捷兄所料，复旦中哲专业博士生招生工作，并没有受这个变故的影响。也正是在这一年，潘先生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哲学学科博士生导师，我也伴随着初秋的清风如期来复旦园报到，成为潘先生拥有博导头衔后以独立名义指导的首位博士生。

那一年，曲园考出了三位博士生。另外两位是考入山大的傅永聚和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的侯康为。这是曲阜师大有史以来的第一批博士生。

发布：曲阜师大新闻中心

终审：孙祥广